從歐盟的《綠色新政工業計劃》和美國的《通脹削減法案》（IRA）到日本的《綠色增長戰略》和韓國新政，旨在加速能源轉型的產業政策正在富裕、技術先進的經濟體中激增。隨著電動汽車、過渡礦產和清潔能源的競爭加劇，許多發展中經濟體也在設計部署國家主導的項目，以促進綠色工業化。

例如，包括南非、肯尼亞、毛里塔尼亞、埃及、吉布提、突尼斯、摩洛哥和納米比亞在內的幾個非洲國家已經頒布了由國家主導的倡議來支持綠色氫的發展。其他國家，包括印度尼西亞、玻利維亞和智利，正在實施國家戰略，以刺激基于鎳、鈷、銅、鋰等渡礦物和金屬的開采和加工的工業化。

這些政策使用廣泛的工具，包括補貼、法規、激勵措施和各種國有企業安排，并且在可支配的公共和私人資源方面差異很大。但它們都試圖同時應對三大危機：經濟停滯、兩極分化和不穩定的就業以及日益加劇的氣候變化。

產業政策的復興基于這樣一種邏輯，即解決所有三個危機將創造一個良性循環：對綠色制造業和能源的有針對性的投資將促進經濟活動，創造高薪就業機會，并迎來低碳經濟。拜登政府的“現代美國工業戰略”，包括《兩黨基礎設施法》、《芯片與科學法案》以及《通脹削減法案》，就是這種做法的例證。拜登三大法案正在提高美國在關鍵行業的競爭力，為美國工人提供更好的經濟機會，并加速脫碳。

但是，支撐這些新工業戰略的雙贏敘事往往混淆了解決一個問題可能會加劇另一個問題的風險。事實上，這些政策目標之間的緊張關系已經顯現出來。例如，經濟脫碳可能不會像最初預期的那樣創造那么多體面的工作。在美國，汽車公司和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都警告說，向制造電動汽車的轉變可能會導致失業，因為電動汽車需要更少的零件。其中一些工作崗位將被重新分配給電池生產，但鑒于中國在全球電池供應鏈中的主導地位，這對美國和歐洲的汽車工人來說可能是冷淡的安慰。

同時，綠色產業的發展也可能導致其他環境危害。盡管旨在通過生產過渡礦產來創造就業和價值，但一些全球南方國家的工業化戰略往往鞏固了采掘實踐。例如，阿根廷、玻利維亞和智利——南美洲的“鋰三角”——正在尋求占領鋰供應鏈的各個階段，從礦物開采到加工再到電池組裝。但該行業的發展有可能耗盡供水、退化土壤并破壞棲息地，通常是在安第斯土著人居住的地區。同樣，作為清潔技術核心的半導體生產是能源、水和土地密集型的，會向大氣中釋放全氟化碳和其他強效溫室氣體。

最后，經濟停滯可能對國內政治產生不穩定的影響，促使政府不顧環境成本而追求更高的增長率。例如，英國首相里?！ぬK納克最近宣布了一系列政府凈零承諾的政策，擯棄繁重的氣候承諾是提振近期增長前景的一種政治上有吸引力的戰略。但是，矛盾就在于此，長期增長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政府確保其經濟在未來的綠色產業中具有競爭力。

正如這些例子所表明的那樣，產業政策并不是解決我們這個時代相互交織的危機的靈丹妙藥。環境可持續性、工業活力和充分就業等政策目標難以調和，需要在資源分配、戰略重點以及至關重要的經濟和社會成本分配方面做出艱難的政治選擇。此外，隨著全球變暖的惡化和增長的持續停滯，權衡將變得更加復雜和具有挑戰性。我們稱之為當代全球治理的“三位一體危機”——氣候災難、經濟停滯和人口過?！粫芸煜?。事實上，它可能會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塑造公共政策制定的軌跡。

這并不是說政策制定者應該放棄制定雄心勃勃的戰略來應對這些危機。相反，迅速和有效的行動是絕對必要的。然而，將這些計劃包裝成雙贏的敘事，掩蓋了它們所涉及的艱難權衡，大大增加了政府失去民眾支持的風險。這些政策目標的復雜性和相互沖突性意味著，即使是設計最好的戰略也會達不到要求，至少在某些方面是這樣。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邊做邊學的重要組成。

為了避免被視為違背承諾，政策制定者必須接受而不是忽視綠色產業政策核心的緊張關系和權衡，并對其進行公眾審議。這對于確保對國家主導的脫碳項目的廣泛支持至關重要。這種做法將有助于建立植根于民主審議和公眾監督與控制原則的強有力、透明的治理結構。就目前而言，許多工業戰略都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過程的產物，盡管人們都在談論“不讓任何社區掉隊”和“公正的綠色轉型”。

誠然，以這種方式使經濟服從民主決策，將對現行的私有制和市場協調制度構成根本性的挑戰。但是，必須確保和維持綠色產業政策的普遍合法性，并促進集體和有效的決策，并盡量減少管理不善。否則，我們將面臨公眾的強烈反對，阻礙保護未來所需的集體行動。